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生态修复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实践模式构建，对于生态环境修复有着关键性作用。替代性修复项目中有必要纳入到多元共治的整体框架之下，既鲜明体现环境行政执法的协调角色，充分借力司法机关的裁判功能，又注重发掘社会公众在生态修复治理中的能动作用。
一、环境行政机构作为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协调者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替代修复项目常常没有体现在判决书之中，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促成了替代修复方式的形式化倾向，为了真正促进替代环境项目在我国的制度实践，法院不妨具体化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方案，否则，司法实践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很可能会“名不副实”，甚或演变成筹集资金治理环境污染的借口，导致逐渐偏离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
然而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出台过程的协调工作，并不必由法院承担，应该委之于更具有专业优势的环境行政机构，法院履行必要的审查功能。长江生态环境的替代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国家公权力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环境行政机关在专业性、灵活性和高效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让其承担主要协调者的角色，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具体而言，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制定、执行和修复结果的验收，都需要环保行政机关的联动协助。
二、社会公众作为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除了相关当事方外，修复方案的确定需要公众的参与，以一定形式充分征求公众或相关利益方的意见，是凝聚众智的需要，这也是消解公众愤怒的重要途径。如果法院将之视为掣肘， 将是因小失大。在“常州污染案”中，法院将三套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予以公示，并到现场以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公众意见。这些尝试体现了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作为利益相关方，原告和被告以及社会公众都有理由参与修复方案的调整，影响修复方案的最终确定；被告作为企业，提高排放标准，显然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无疑也是对其形象的一次绿色提升，考虑到当前企业的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在和解协议中规定一定的强制期，超过强制期，企业可以选择符合法律的最低要求即可；引入社区意见，对修复方案进行评价。补充环境项目，虽然和违法行为致害潜在群体未必相关，但是其利益诉求在同等条件下值得优先考虑。
三、司法机关作为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审查者和确认者
考虑到法庭一般难以接触到现场环境，在方案拟定方面并无优势。在方案的拟定方面，不妨发挥环境行政机关的牵头作用，法院可以对之进行审查，并将之体现在判决书之中。
环境案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件的特点，这种特点要求法官适度实现自己角色的超越，对相关项目进行审查。当然，这种审查要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法院在判决替代性方式时，要注意听取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违法人的意见，尊重环境部门和当事人的意见，以确保更好的修复效果。此外，在审查过程中，应注重修复方案的灵活性。
四、专业评估机构作为替代性修复项目的事后评价者
在替代修复项目的评价方面，可以采取环境行政机关全程监督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模式。为了体现司法制衡，相应的减免决定可以采取法院审查的方式。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参照美国上的替代修复项目经验，采取阶梯式豁免金钱罚款制度，相关的第三方机构可以对替代环境项目进行评价验收，对于优质的项目，可以全面免除罚金，相应的保证金予以退还。对于特别优质的项目，还可以建议地方政府予以奖励。
当然，鉴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在我国发展的不尽成熟，环境行政机构要发挥好监督引导作用。上述举措可以激励环境违法者用心管理替代修复项目，确保实效，防止“空判”情况的发生。
作者：靳匡宇，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