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习近平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使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长三角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区域与核心地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也是最具条件和最有能力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放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谋划，率先扛起责任、努力体现担当。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的发展更多还是围绕国际大循环展开的，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低端同构”、“市场分割”、“两头在外”等现象也比比皆是，内部循环的动力尚显不足，尤其在创新引领、对内开放等方面的“二传手”功能明显偏弱。
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实践来看，新发展格局的重塑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先易后难、由点到面，不断纠偏并复制推广，最终形成大一统、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发展格局。从次序或等级上看，长三角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从畅通区域“小循环”上寻求突破，并逐步发掘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有效链接。当务之急，就是要以“共同体”理念来强化分工协作、整体联动、各扬所长、相互赋能，使长三角成为休戚与共的区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进而把高质量一体化的“硬核”打造得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这也是全面深入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核心要义所在。
起源于社会学的共同体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一种基于共同情感、强烈认同、统一规范、一致利益基础之上的紧密且有机的联结。一般而言，共同体的区域/主体范畴过大，则易产生内耗或资源错配，共同体过小，又不能聚集足够的力量。长三角区域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经济”系统，也是构建共同体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区域空间。2019年长三角区域人均GDP已达到21321美元，该阶段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在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城市功能、技术水平、市场化建设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层面上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迫切愿望和内在诉求，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发展层面上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区域共同利益与目标。共同体作为一种战略价值取向，具有多维度、多主体、多尺度及多因素等权变特征，其新在理念、难在落实。因此，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与统筹推进，以寻求区域共同利益为根本遵循，以构建一体化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推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主导思想，在产业、创新、生态、开放及文化等层面实现双向互动与动态循环。
第一，产业共同体是重点领域。一是要加大力度共同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框架协议等，并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重大联合创新平台建设。二是要根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和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要进一步整合三省一市优势资源，加强全产业链协同，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联合江浙沪皖等在集成电路、大数据、生物医药、高端纺织、新能源汽车、大飞机、智能制造等领域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三是要在长三角全域交通一体化背景下，推动产业集群跨区域协作，积极鼓励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方面接近的产业集群加强交流和合作，实现临近集群间的产业互联、业务互通、资源互助、信息互用，尤其是在苏锡常、沪杭甬、G60科创走廊等毗邻地区的产业天然形成跨地区产业链集群。
第二，创新共同体是第一动力。一是要借鉴国际经验，以遵循国家战略为根本导向，加强顶层设计，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形成长三角科技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机制，打破制约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为契机，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创新共同体。二是要紧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金融中心的历史契机，积极谋划体制机制对接、功能融入的创新联盟、金融联盟等，并进一步充实完善当前“长三角园区合作联盟”等创新合作机制，积极争取扩容“G60 科创走廊”版图。三是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社保一体化等工作，建立基于“创新资源”合作的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鼓励推动科技工作者多点执业，并积极构建多层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第三，生态共同体是根本保障。一是要贯彻系统治理理念，建立跨行政区划上下游协同治理和水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重点跨界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落到实处，并扎实推进太湖等江河湖海水环境协同治理（试行联合河长制）。二是要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污染源管理制度对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执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一体化、一致化，实现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统一，全面推进区域环境信息共享，避免产业转移中的简单污染搬迁，逐步推动区域减排从行政主导向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共治转型，共同构建综合生态治理新体系。三是要向上争取政策空间、对内挖掘政策潜力，强化改革创新与系统集成，推出一批区域协调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制度样本，进一步放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引领和撬动效应，共同开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境界。
第四，开放共同体是主要联结。一是要大力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减少准入限制，提高特别许可准入措施的透明度。二是要着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尤其是需要对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在营商环境方面进一步进行规制变化和制度优化。这不仅是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依托，也是激活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机制。三是要充分发挥长三角科研设施、创新水平、转化空间等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关键设备与产品，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为国内关键技术突破提供必要的国际先进要素与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要鼓励国内科技人员（机构）“走出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国外一流创新资源，走出一条自主的开放式创新之路。
第五，文化共同体是精神内核。三省一市在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上尚未实现深层次理解与认同，文化发展仍具有不平衡性，要在区域内打造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难度较大。《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因此，在现阶段聚焦于江南文化来推进文化共同体建设也是一种不错的现实选择。一是要以创新的思维、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去探讨交流并进一步挖掘江南文化的创新特质（注重原创特色、肯下“绣花”功夫），注重江南文化的融合发展以及构建江南文化的合作机制；二是要以江南文化重大项目为引领，组织策划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江南文化活动，来突出江南水乡文化品牌标识度，突出产业功能和规模效益，共同打造长三角江南文化品牌（提升文化产品供给质量）；三是既要促进江南文化自身的整合建设，又要着力于江南文化与科技、教育、产业创新的融合（“文化+”开拓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新空间），以取精用弘、兼容并包之道来引领文化共同体建设。
（作者：陈晓峰，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