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世界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入经济发展新时代的根本出路。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国土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内河经济带，其沿线聚集了全国44%的工业总量和50%以上的新兴产业总产值以及全国三分之一的高校/科研机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崭露头角，并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新动能。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传统动能焕发新活力，各地区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重点，围绕新旧动能转换（智能化、服务化、高端化、绿色化、网络化）的探索不断深入。
但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优势仍具有较为突出的路径依赖特征，无论是单体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是产业整体的协同创新优势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且，新旧动能之间的转换进程缓慢，区域（行业）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明显，与新旧动能转换所匹配的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尚未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正确把握”，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指出要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这对于充分发挥产业、空间和要素的协同优势与系统合力从而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重生态、靶向核心技术抓创新：“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在境外设立分院，遴选来自海外一流学术机构的顶级科学家，就地开展高水平研究，项目完成后转移至境内。对于科创资源和创新型领军企业较多的地区，应争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由点带面推动创新生态体系和先进制造业持续研发实力的提升。而对于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要善于“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在找准点位后要能和优势企业进行精准对接，进行捆绑式/嫁接式联合创新，逐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并强化政策落实的技术指导。
灵活弹性、强化高端要素寻支撑：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建立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源市场，在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社保一体化等方面，人社部、科技部应出台一些实质性政策；建立基于“创新资源”合作的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鼓励推动科技工作者多点执业，推广“星期六工程师”，在公共研发平台中可引入“项目经理”负责、多方入股与协同治理“模式；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主动推进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建设，为长江沿线的技术/知识转移、学术交流和科技金融服务提供平台。
整合资源、聚焦重点领域求突破：对已经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各类“帽子”进行全面盘点和系统整合，调查和清理重复建设项目，瞄准“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和“双创 2.0”统筹相关功能区域，避免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无用消耗。并率先在部分优势行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克一批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难点”、“痛点”技术，制定引领产业发展新趋势的“领航标准”。同时，应全力支持和鼓励沿线重要节点城市争取布局更多的国家综合性科学技术中心，从而迅速改变缺乏重大引领性原创成果和新兴产业的源头支撑现状。
求同存异、平衡利益关系谋发展：在重大产业项目跨地区迁移时，应尽量让转出地区在产业上“不吃亏”、让承接地区在生态上“不吃亏”。建议可由转出地负责运营，地方税收留成大部分用于园区发展，GDP、投资等指标和税收按照双方所占股份分成。同时，应逐步落实“科技创新券”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各区域的通兑使用，解决跨地区政策不通用的痼疾。在这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摆竭力做好“清道夫”和“店小二”，而且各项政策也要有实质性利好和示范引领功能，并强化绩效评估与动态监管。
强化保障、创新融资机制促升级：从金融服务/融资渠道等方面来看，应在创新成果转化的初级阶段，进一步加大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资助力度，鼓励天使投资基金（或社会资本）尽早介入，并逐步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和退出机制，适时推出一些精准化的“成果转化基金”，不断提升各项扶持政策的受惠面和影响度，注重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可考虑逐步降低先进制造企业的各项税费和成本，尊重并引导企业家的创新意愿，并提供尽可能的跟踪反馈服务，真正激发企业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者：陈晓峰，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